西周、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把香比喻为一种高尚、善美的品质。如《尚书》有“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”之语。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说：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。
当时，人们开始重视香疗法，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。如《礼记·内则》说：“男女未冠笄者，鸡初鸣，咸盥漱栉，拂髦总角，衿缨，皆佩容臭”。这里的容臭，即后世的香囊、荷包之属。朱熹解释说，佩带容臭，是为了接近尊敬的上辈时，避免自己身上有秽气触冒他们。又说：“妇人或赐茝兰，则受而献诸舅姑”。指出凡媳妇赐受白芷、佩兰等香药，每敬献给公婆。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还有“五月蓄兰，为沐浴”的记载。可见当时佩带香囊，沐浴兰汤，互赠香品，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。
由于香疗法的应用，采收香药也是平常的事情了。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不乏记述采掇香药的歌谣。如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”（《采葛》）。在另一部古籍《山海经》中，也有许多香疗法防病治病的记载。如“薰草，麻叶而方茎，赤华而黑实，臭如靡芜，佩之已厉”，又如“迷谷，其状如谷而黑理，其华四照，佩之不迷”。指出佩带薰草，香似蘼芜，可以治疗皮肤病；佩带迷谷，能使人精神清爽而不迷。
在伟大诗人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等名篇中，他用比拟的手法，以香草来歌颂忠贤，以莸草来痛斥奸邪，记载了许多香药，我们从中可借以了解战国时期人们应用香疗法的梗概。如《离骚》中的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。“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”。“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惟纫夫蕙茝”。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”，指出当时人们披挂江离和白芷，佩带秋兰，采掇木兰和宿莽；也掇拾申椒和菌桂，并非只取蕙草和茝；既种植兰草和蕙草，又培育留夷和揭车。又如《九歌》：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；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”；“桂栋兮兰橑，辛夷楣兮药房”，提到了用兰、蕙烹调肉，用桂和椒浸制酒、浆，用兰草、白芷制成香汤沐浴，用桂木做栋梁，用木兰做屋椽，用辛夷和白芷点缀门楣。可见当时人们种植香药，应用香疗、香品开始成为一种习俗。
战国时产生的我国医学第一部典籍《黄帝内经》，经过多人之手，总结了战国以前我国人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医疗经验。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成就，确立了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，而且成为祖国医学的基础。其中已经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方法。
如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说：“北方人喜乳食，脏寒生满病，其治宜灸焫”；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说：“火剂毒药攻其中，镵石针艾治其外”。这里提出了艾灸、薰燎等方法。又如《素问·奇病论》提出的因“数食甘美而多肥”所致的“脾瘅”病，“治之以兰，除陈气也”。这里的兰，即香药佩兰，又名兰草、都梁香。